一个人把一部电影看上一百零八遍，要么是极度热爱它，要么是极度憎恨。江予眠属于后者。她关掉电影的窗口，第一百零八次，想要删掉这部老片子，但是她没有。她从抽屉里摸出一沓信纸，白底红色横线，很老式的单位信纸。即便是挪到了巴黎半工半读，她也带着这样的信纸，为了给晏周写信。

每月的最后一天，江予眠都会给晏周寄一封信。她写的比寄的多，晏周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江予眠总是把多余的信锁进抽屉里，有时会拿出来，自己读一读。多余的信上，不过是写了一些琐碎，包括最近天气怎么样，她在街上看见了什么花，这些花可不可以拿来泡酒。这些事情没必要同晏周讲，否则她和他有什么区别。

若是经常谈论云雨，这人可能是个英国人；如果他还溺在酒杯里，除了英国人，他还可能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在江予眠看来，没有人比晏周还不务正业，因为他的来信中，从来只描述“不务正业”。

上个礼拜五，晏周从苏黎世寄来一封信，江予眠拆开来看。他的信写在一张餐巾纸上，纸巾的右下角蜷着干巴巴的褶皱，大约是碰洒了酒水留下的。他的字迹被晕花了一些，清晰的那部分张牙舞爪，若不是了解他如何写字，其实并不好辨认，江予眠阅读无碍，却始终看不惯晏周的丑书。

就拿“点”这个笔画来说，一个规矩的点，应当与水平线保持四十五度的夹角，歪成一百二十度像什么样子呢。江予眠拿红笔圈着晏周的错处，一边圈，一边读他的来信。

他写道：“夜里阴云，我在长街瞎逛，两边的铺子冒着粉红光，一个女人，两个女人，不知道多少个女人，穿着黑丝袜倚在不同的门口。她们兴许是批发了一些皮衣、弹力衣，大冬天的，袒胸露乳得特别一致。有个亚裔的面孔，我看着很亲切，便进去和她聊了几句。她是韩国人，瑞士这个地方简直该叫韩国人的竹篦子，你肯定知道我什么意思。她长得十分白，跟生饺子似的，不过是大邱的扁饺子，干瘪却美地躺在那里。她说韩文、英语，也说瑞德。瑞德听起来就像吐痰，但她说得比一般人动听，动听在旋律，因为我一句也没听懂。我帮她拍了几张照片，她很满意，说要请我喝酒。米酒混上西柚汁，你尝过么？没尝过的话，一定要试试。”

长街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两个月以前，江予眠所供职的报社正在做“妓/女经济”的选题，派到苏黎世的同事去那条街上拍过几张照片，也传给江予眠看过。除此之外，苏黎世还有类似车库的性/交易场所。那种地方摆着许多个半包围式的木头箱子，用作停车位，江予眠看着实地照片，总会想到晏周开着他那辆改装的露营车，轰一下拱进去。

他的车厢里肯定躺着一个职业妓/女，或许不止一个。她们同他唱着甜言蜜语，笑着表达喜爱，大约是出于职业道德而编造美丽的谎言。如果叫她们和他接吻，她们未必愿意，烟花女也是有心的。江予眠的红笔停了许久，最终又一笔一笔地圈下去，他实在不会用心写字。

论写字，江予眠比晏周在行得多。她练过小二十年书法，最开始师从她爷爷，日复一日同碑学打交道，学习金石气；后来随着她父亲研究帖学，退笔如山，练了满手书卷气。晏周活了快二十四年，统共练过三回字。但是他做旅行自媒体，成天四处晃荡，偶尔会在世界各地的跳蚤市场上淘到不错的帖。字帖到手，先挂到网上去卖，挂了三五个月没卖出去，就转手丢给江予眠。她通常不问字帖的价格，他们之间少有金钱往来，多是以物换物。

今年法国国庆，晏周给江予眠捎了一本蔡襄的《荔枝谱》，虽然是宋拓影印本的复印本，江予眠也翻得很小心。晏周看着她用笔顶翻书页，手上往嘴里扔青葡萄，咽完了，说他来铁塔拍烟花秀，但没地方住。江予眠没有抬头望他，到了晚上，一如既往收留他过夜。晏周睡沙发，省了旅店费，她也不算欠他的。

第二天晨起，江予眠走进客厅，兀自推开阳台门外的遮光板。太阳斜进绿沙发，直接抽了晏周一耳光。他皱起眉头，把睡眼睁成两道缝。在模糊的光影中，晏周一歪头就瞅见了江予眠轻轻挽起袖子，朝木桌案那边走。

桌案上摆着树枝做的笔架和一摞碑帖，灰毛毡平铺在桌子的中央，右面的边角教一块砚台压着。江予眠用端砚老坑，很小巧的一块，因为她写小楷多些，用不了多少墨。

晏周翻身侧躺，不远不近地看她。江予眠站在木桌案的后面，凤眼低垂，一条润黑的麻花辫斜搭在肩膀上，辫尾巧系白色的亚麻带。她捏块墨条，手腕白而细，在砚台上方一圈一圈地慢打转，就这么轻声研墨，心无旁骛。

她每天早上都会练字，时间雷打不动，六点半开始，七点钟结束。晏周打了一个哈欠，拨弄着毛巾被边缘的流苏穗子，问她少练一天会怎么样。江予眠看他一眼，“会下笔如墨猪。”说完，在毛毡上铺出一张毛边纸。

纸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带了一整刀。江予眠习惯把练习纸裁成小尺寸备好，去年夏天刚在这边安顿下来，就花掉半个下午裁纸。

那时晏周在法兰克福，他们之间不过是五六百公里。他问了她家的住址，拎一束杂花上门。花原本长在德国路边的自助田里，晏周随便剪了几朵，江予眠发现它们不合泡酒，便找来上任房客留下的素瓷瓶，按色调和花枝的高矮插了一瓶还算好的花。

晏周拢一拢被修出规矩的花束，“不管什么东西到了你手里，一准儿死气沉沉。”江予眠剪掉最后一片多余的叶子，“我没叫你带东西来。”

无言片刻，像彼此都说错了话。晏周从花瓶里拽出一朵小白花，用细草捆了花托绑在树枝笔架上。江予眠更中意花开花落随时令，可是晏周总让她的笔架四季如春。

她绕开晏周，去厨房里澥麻酱。没人邀请晏周留下来吃点儿什么，他却蹭了半张麻酱红糖饼。作为对午餐的回报，晏周提出帮江予眠裁纸。她说了两遍不用，然而晏周我行我素，剪了三十张毛边纸，尺寸与形状乱七八糟，桌上、地上满是碎纸。

江予眠一张一张拾起来，分门别类许久，转头望住晏周问：“你何必呢？”他把剪刀扔回桌上，什么也没回答。

傍晚他走后，江予眠站在阳台门前，瞥了一会儿对街。夏季天黑得迟，日光打在晏周的改装露营车上，车身反出刺眼的光。他倚在车门旁边，抽着烟打电话，有说有笑的。约莫过去一刻钟，来了一个外国女人，她披着浅棕发，五官和他的一样鲜明。他们相隔很远就开始冲彼此挥手，等两相靠近了，江予眠不想知道他们是行贴面礼，还是要接吻，索性撤开步子，回到桌案前。

花瓶摆在桌角，杂花混着笔墨纸砚的气息，散发出更为复杂的香。江予眠嗅着一切，手上去勾一支大羊毫。她一口气临了两张汉碑大隶书，枯笔斑驳且连连，羊毫像麻花似的拧巴；随后才翻出文徵明的小楷，慢慢临了几行。

她曾读《临池管见》，里面有一句话是：“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江予眠深以为然，写着写着就忘记了晏周今天来过的事。

他们一直这样相处着，时间太久，以至于江予眠把一切都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原本就如此。

窗外落了一场小雨，玻璃上起雾，现在已经入了深冬，再过两天就要跨年。这是江予眠到法后的第二个跨年夜，跨年并不休假，她得去凯旋门占位置，占观赏烟花表演的好位置。其实烟花表演本身缺乏新鲜度，但架不住江予眠的采访对象非要约在那里见面。

江予眠已经被对方放了三次鸽子，他是个纪实摄影师，上半年在非洲难民营待了一段时间，心灵被满地饿殍震成碎片，一约他做访谈，他就在电话里低沉道：“您知道么，江小姐？您不知道。只有亲眼在干枯的皮肤上摸过骨头的形状，您才会理解饥荒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我的精神早已成了一具干尸，怎么会有力气说话？您现在听到的是精神的遗言，请一定不要怪我。”

如果江予眠的同事不曾在夜店撞见对方拉着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男人跳桑巴舞，江予眠兴许会相信精神不能死而复生。她本能地要戳穿这件事，但是不能这么说。

她的摄影搭档对着手机，好声好气道：“那太遗憾了。我们原来给您留了一个大版面，马克龙先生当选总统的时候，版面就这么大。”说着，给江予眠使眼色，用食指点一点桌面上的街拍影集。

江予眠沉默两秒，配合说：“克莱因先生最近出了一本影集，刚才送到办公室了。”她的声音一点儿不大，听起来就像凑巧到了本影集，于是提醒搭档待会儿记得看。

电话那头的摄影师清了下嗓子，“也许过两天我就好了，二位也不用麻烦地找些不入流的，否则我很过意不去。”

摄影师先生和克莱因先生向来不对付。江予眠把工作上的心得体会写在老式信纸上，笔停了片刻，在信的末尾写道：“苏黎世那边，雪下得很大。外套缝着拉链是为了让人扣紧衣服，你不要辜负它。”原本还要附上一句少喝酒，不过笔友之间没必要管这么宽。

江予眠搁下笔，把信放了三个晚上，跨年那天重读一遍，确认没什么问题，才拿到邮局去寄。她家在卢森堡公园旁边，出了门不远就能望见公园的黑栅栏。附近的邮局中午十二点半关门，江予眠提前寄完信，正好与在公园里闲坐的摄影搭档碰头。

摄影搭档名叫阿兰，江予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不由多看了他两眼。在她见过的所有“阿兰”中，没有一个不是头发花白、脸皮发皱，一笑起来就慈祥得仿佛半截身子入土。可这个阿兰相当年轻，只有二十七岁。

他是法籍华裔，人高清癯，假如戴一副圆框眼镜，再穿上青衫，便会使人想起民国的教书先生，最有风骨的那类先生。江予眠已经和他共事五个月，阿兰比她晚来报社，工位设在她旁边，两个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里阿兰也不像别的同事那样，下班即失联。

阿兰经常叫江予眠和其他朋友去家里吃饭。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养条可卡与腊肠杂交出来的短腿小胖狗。人一来，小胖狗仰着脑袋瓜儿摇动花尾巴，撒欢似的绕着人腿转。他父母满面笑地迎出来，叫阿兰的朋友们一定把这里当自己家。

这对老夫妇是土生土长的绛城人，八十年代留学来了法国，从此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也许是早年间少有中餐馆，后来的中餐馆又基本贩卖火锅底料和豆瓣酱，老两口食之如鸡肋，只好一边炸厨房，一边在焦糊的黑烟和骇人的锅底中探求真理。

好在真理会迟到，但永远不缺席，江予眠只尝过一次阿兰送的炸酱，就在房里听了一整个日落的《思乡曲》。下次阿兰再来邀她，江予眠便答应下来。只是她不该白吃白喝，遂问阿兰或他的父母喜不喜欢喝酒。

每到换季的时节，江予眠就会去美丽城买四五十度的白酒。回到家里，按她母亲的酒谱泡当季的花酒和果酒。酒罐子攒了小半柜，有时晏周来了喝几盅，她单独在家的时候喝得更少些，多把美酒送朋友。

阿兰不胜酒力，于是请江予眠不要客气：他刚来报社的那阵子，有什么不懂的，多亏了江予眠这个老实习生教他。江予眠不领他的客套话，只如实说自己的资历算不上老。

她在报社的文艺部待了一年多，与报社签了两年的学徒制合同。合同期间，每个月有三周在巴黎实习，剩下的一周在外省上学。她读的是新闻硕士，阿兰和她同校，比她高一届，不过在步入新闻行业以前，阿兰又在别的大学研究亲密关系。

当时他在读博士，没读完就放弃学位，跑去泰国当了半年和尚。江予眠得知这件事以后，并不能理解阿兰的人生选择，干一行爱一行，半途而废怎么行。阿兰给江予眠打比方：“我研究亲密关系就相当于入殓师给人接生，这能靠谱吗？”江予眠没明白他的意思，阿兰蹭了蹭鼻尖，又笑说：“人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的确，何必呢。江予眠越发多地思考这个问题，有时走在路上也会想。她走进卢森堡公园的侧门，沿路一直往前走再左拐就是美第奇喷泉，阿兰等在蓄水池的左边。

这块水池被挖成了长条形，尽头处水流潺潺，卧着一座讲希腊三角恋的雕像；两岸边参天大树连绵，枝干的影子抹到阿兰身上，他穿了一件竹青色的长大衣，整个人斜躺在一把绿椅子上，江予眠距离他十米左右，眼瞧着这个人，误以为他在腾空冥想。

他曾对江予眠说，他有个终身的理想，他要住在六区，要靠近卢森堡公园，如果有一天他必须死，就死在公园的绿椅子上。到那时，阳光覆在他身上，他不需要额外的裹尸布。

在他这个年纪，还会幻想人是不是必须死，不能不说是一种过期的天真。江予眠郑重地肯定了有一天他一定会死，其次站在公共立场上反对阿兰的死亡场所。她不觉得大家来公园是为了瞻仰谁的遗容，所以谆谆提醒他：“有些理想是可以半途而废的。”

她经过水池边的高树，不紧不慢地走到阿兰身边，叫了他一声。每当有人叫阿兰的名字，他都会轻快地应答一句：“Oui.”这大概是上学时留下的习惯，因为老师总点名。江予眠听着阿兰的声音，有那么一瞬间，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

那个人寸头，隔三差五就骑着破烂自行车贯穿学校的林荫大道，值班干事追着他满校园跑，不断在他身后喊他的名字，勒令他停下来。他应着每一声呼唤，却把自行车骑出跑高速的架势。他的校服敞开着，两片前襟挂上光斑随大风抖动，呼呼地甩到身后。

一阵寒风过，江予眠裹紧棉服，穿越粗树干之间的空隙，她瞥见一辆山地自行车嗖一下碾过沙石地。公园里扬起一弧尘埃，因为离得远，像八年九年那么远，所以没有迷眼睛。阿兰已经起身，顺着她的视线望去，问她在看什么。江予眠摇头，说骑自行车的人。

作者有话要说：好久不见，谢谢大家又来看我胡编乱造。祝大家十一月三号快乐，本章评论发红包。